城市规划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理性思考
导读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既需要坚定信心，同心协力，共克时艰，也需要科学理性地分析思考本次疫情的方方面面。对于规划师而言，从专业角度对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进行反思，吸取疫情带来的教训，探索面向全面小康的健康、安全和可持续的人居环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我们开辟“规划师在行动”的专栏，诚邀专家学者建言献策。
本文字数：288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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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谭纵波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国外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型肺炎”）席卷中华大地并蔓延至全球多个地区。从目前确诊人数来看，最终感染者数大幅度超过2003年的“非典”将是大概率事件。面对这一公共卫生领域的突发事件，包括城市规划在内的各界都在积极应对，力图全力做出自己的贡献[1]。作为城市规划工作者，愿将自己的思考分享如下：
一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城市规划可以做什么？
此次“新型肺炎”是一次典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2003年的“非典”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在“非典”期间，城市规划工作者就针对城市规划可以应对的诸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例如：城市规模控制、城市形态布局、城市绿化系统规划设计、城市防灾规划、卫生防疫设施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社区组织以及建筑规划设计标准制定等[2][3][4]。甚至有专家率先提出了之后风靡全社会的有关“健康城市”规划建设的倡议[2]。这些思考和建议反映了当时城市规划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积极态度和专业水准，对城市规划应对当下的状况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但是也应客观地看到，这些建议多集中在传统的物质空间规划设计领域，而对于城市及其规划的本质性问题较少涉及。由此也可以看出，如果仍然囿于传统城市规划的观念和范畴，那么城市规划在应对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此次“新型肺炎”所带来的不仅是一次城市的危机，也是一次重新认知城市与城市规划的契机。
二
城市与大规模传染病
无论是2003年的“非典”还是此次“新型肺炎”，城市这种大规模人口密集区均被视作大规模传染病快速蔓延的传染源和疫区，以至出现据此控制城市规模的观点[3]。超高的人口密度和大规模人口聚集确实有利于病毒的扩散感染，以流感为例，一个城市中被感染的人数大约与这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呈1.15次方的超线性关系[5][6]。这是事实，但不是事实的全部！这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来认识城市与大规模传染病的关系。历史上有据可查的人类大规模传染病是在一万余年前伴随着农业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农业所带来的人类定居和大规模驯化饲养家畜既是传染病的主要源头也是造成大规模传染并致死的原因[7]。因此，人类的聚居形态和农业的发展才是大规模传染病的根本原因，规模不断扩大的城市只不过是放大了这种状况，而绝非“元凶”。另一方面，正是赖于工业革命后发展起来的近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学才从根本上上抑制了大部分传染病的大规模爆发和流行。而现代医学与公共卫生学本身的发展也离不开城市的支撑；从现实角度来看，也没证据证明城市的规模在大规模传染病的爆发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在世界卫生组织过去10年间宣布的5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无一例外均与当地的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相关，即便在跨国界的传播中发达国家的致死率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①]。
① 2009年始于墨西哥的甲型H1N1流感在墨西哥的死亡率达2%，但在墨西哥以外死亡率仅0.1%，在美国约为0.02%（数据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09%E5%B9%B4H1N1%E6%B5%81%E6%84%9F%E5%A4%A7%E6%B5%81%E8%A1%8C）。
虽然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城市规模确实会提高传染病的传播效率，但同时城市也是医疗资源集中和可获得高水平公共卫生服务之地，因此，关键是如何将城市规划建设成可提供高质量公共卫生服务的地区，而不是通过限制城市规模来解决大规模传染病在城市中的流行。
三
城市是高质量公共卫生服务的载体
在现代社会中，便捷的区域性乃至全球化的交通手段在将不同城市中的人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为病菌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位于交通节点上的大城市也扮演了大规模传染病扩散传播节点的作用，客观上提高了病毒的传播效率。
但另一方面，城市不但是现代社会生产、生活乃至创新的载体，在历史上也是公共卫生服务的诞生之地，公共卫生服务的出现是人类智慧在城市进化过程中的创造性应用。为了应对城市人口密集所带来的传染病，城市中诞生了公共卫生这一近代科学领域。现代医学研究与进步、疾病治疗更离不开城市的支撑。不仅如此，按照城市设施利用效率的法则，城市基础设施等与公共卫生服务相关设施的效率与城市人口规模也同样呈1.15次方的超线性关系。换言之，城市人口规模越大，享受同等水平公共卫生服务的成本就越低（约为0.85次方的亚线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反过来亦是抑制传染病传播的节点。
在英国，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和相应服务的出现甚至直接催生了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建筑物管控为代表的近代城市规划。城市的长时空维度演变特性以及城市规划的任务导向特征决定了无论是城市还是城市规划均能够以非常包容的姿态来应对人类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包括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问题的关键应聚焦于如何才能提供高质量的公共卫生服务上，而城市与城市规划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平台。
四
基于理性认知与判断的城市规划
无论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知难行易”，还是日本的福泽谕吉提出的“人心（思想观念）—制度—器物”论，均表明了理性主义对事物认知重要性的强调，城市规划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也不例外。只有理性地认知客观事物，敬畏和尊重客观规律才能实现既定目标。从迄今为止的“新型肺炎”进展状况中，可以大致得出以下认知和教训。
首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病毒、细菌以及由此引起的大规模传染病将伴随人类社会和城市不断演化，共生共存。当然新型病毒与传染病的出现是自然界被动选择的结果，而城市的进化则是人类主动选择的结果，只要人的认知与意识不发生重大偏差，那么主动权就应该在人类这一边。
其次，城市发展与大规模传染病的流行均有着其自身的规律，城市规划应充分了解并应顺这些规律，扬长避短，积极发挥城市作为高质量公共卫生服务的载体与抑制传染病流行节点的积极作用，预防并尽可能削弱城市在传染病流行中的负面作用。
其三，看似强大的人类社会与城市依然存在诸多非常脆弱的领域，在开展城市规划与建设这种改变自然状态的工作中，应永远保持对自然和客观规律的敬畏之心。
其四、包括城市规划在内，城市应做好日常的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物质和心理准备。
最后，公共卫生服务不仅需要城市空间与设施等“硬件”的支撑，更需要城市治理等“软件”的高效运行。城市规划在做好物质空间规划设计等传统领域工作的同时，适当将关注点向城市治理等相关领域拓展，力争使城市“硬件”的规划设计与城市“软件”的运行紧密结合。
既然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产生大量人与人的交往，那么我们城市规划人有责任使这种交往更加安全、更加宜人，不仅限于平日，也包括如此次般非常之时。
祝愿疫情早日得到控制，社会早日恢复如常！
参考文献（向下滑动查看）
[1]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分区接诊、集中诊治——一个减少冠状病毒扩散的规划建议. 中国城市规划微信号.2020.1.27.
[2] 任致远等.SARS与城市座谈会发言（摘要）.城市发展研究[J].2003.4，pp.1-7.
[3] 李秉毅，张琳.“非典”对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的启示.规划师[J].2003.6-2，PP.64-67.
[4] 韩秀琦等.反思“非典”：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图人员的现在进行时.城市规划通讯[J].2003.9，PP.10-12.
[5] 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著.张培译.规模[M].北京：中心出版集团.2018.
[6] 万维钢.规模的硬规律.规模（解读本）[M].北京：中心出版集团.2018.
[7] 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修订版）[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集团.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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